例举完“七种阴恶”之后，《太上感应篇》接着例举了为官有权力之人易犯的十一种恶，这十一种恶是：“是非不当，向背乖(guāi)宜;虐(nüè)下取功，谄(chǎn)上希旨(zh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lù)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自罪引他;壅(yōng)塞方术，讪(shàn)谤圣贤，侵凌道德。”

　　一个人能够为官，掌握一定的权力，都是往昔所作善业成熟的果报。就像水能够载舟亦能覆舟一样，权力能够使人上升天道亦能使人下堕地狱。如果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努力行善，为人民谋福利，则所作之善业将超过常人千万倍;但如果利用手中的权力危害百姓，则所作之恶也会超越常人千万倍。所以，为官有权力之人不可不慎。

　　先观察为官第一恶：是非不当，向背乖宜。

　　是非，就是“对错”之义;是非不当，是指将正确的看成是错误的，将错误的看成是正确的。向，是“趋向”之义;背，是“远离”之义;乖宜，是“违背正道或常理”;向背乖宜，是指应该趋向或提倡的好人好事不去趋向与提倡，应该远离与反对的坏人坏事也不去远离与反对，趋向或远离、提倡或反对，违背正道与常理。

　　是非不当，是指为官者内心的见解不正确——将善的看成是恶的，将恶的看成是善的;将为民谋利看作是傻瓜之举，将为己谋利看作是天经地义之行;将对百姓有益之事看作是有害，将对百姓有害之事看作是有益等等。向背乖宜，则是指为官者的行为偏离了正道——该去认真做的事情不去认真做，不该去做的事情反而用心去做;应该大力提倡的不去提倡，甚至反而遮止;应该遮止的不去遮止，甚至反而提倡。显然，内心见解的“是非不当”是外在行为“向背乖宜”的因，思想观点一旦出了问题，行为必然出现偏差。因为为官者手中有权力，一旦其行为出现偏差，将波及他所管辖范围内的所有民众，因此为官者应当对自己内心的思想谨慎又谨慎，审视又审视，因为它是一方百姓幸福与安乐的关键所在。

　　例如，为官者如果认为人的幸福完全依赖于物质生活资料是否极大丰富，与人内心的思想没有多大关系，在这种错误见解的支配下，就会仅仅重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提倡物质享受的生活理念，忽视人们内心道德修养的建设。时间一长，就会造成人们内心对物质享受的执著与贪婪，从根本上忽视内心的道德修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内心的道德修养堕落了，痛苦自然就会呈现在其内心，这种内心的痛苦是任何外在的物质无法去除的。因此，只有在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上，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的没有后患的安乐。

　　又如，为官者如果认为搞好教育不能彰显自己的从政业绩，而提升GDP却能使自己有升迁的机会，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就会不重视教育，而重视GDP的提升。长此以往，就会造成民众素质的下降。又如，为官者如果认为做官是自己发财的好机会，而是不是能为百姓做点实事，则不是很要紧。在这种见解的驱使下，就会只为自己捞一把而做官，将利益百姓之事抛在脑后。在这种情况下，为官者的所作所为就只能给百姓带来负担与苦难。

　　为官第二恶：虐下取功，谄上希旨。

　　虐下取功，就是用虐待下级或民众的方式来获取功劳;谄上希旨，就是用奉承、行贿等谄媚上级的方式希望获得上级的提拔、奖赏。将“虐下取功”与“谄上希旨”综合起来看，“取功”与“希旨”是目标——也即想获得业绩，得到提升与奖赏，而“虐下”与“谄上”是两种实现目标的手段——也即对下虐待剥削，对上刻意奉承。

　　官员的功劳、业绩，可以让该官员获得上级的表扬、提升与奖赏，也可以让此人获得来自周围同事的赞扬与羡慕。如果功劳是通过自己努力行善、真实利益民众而获得的，则确实是一件值得随喜与称颂之事;但如果这个功劳是通过作恶而获得的——也即是建立在虐待下级等令他人获得痛苦之上的，则是非常不吉祥的事情。

　　唐朝玄宗时，玄宗皇帝的生活越来越奢侈，而且还不愿意下级悄悄供养。户部员外郎王鉷(hóng)，观察到了玄宗皇帝的心意，于是就命令下面的小官员每年朝贡额外钱帛(bó)百亿万，存放在皇宫内库供皇帝使用。玄宗皇帝认为他很有能力，能够使国家富有，于是就提升他为京城的采访使，不久又提升为户部侍郎，但朝中内外没有人不恨他的。不久，他的弟弟王焊(hàn)案发，他遭牵连被皇帝赐死。在如今这个时代，关于官员“虐下取功”的新闻报道也并不罕见。例如，有些小头目为了获得提前完成某项工程的业绩，在只给少许报酬的条件下让工人没日没夜地加班;有些官员为了获得搞城市建设的功劳，在只给少许补偿的情况下野蛮地让可怜的民众搬迁;个别公安干警，为了获得破案的功劳，甚至按自己的想像，编造案情而行刑逼供;有些学校领导为了讨好上级，让小学生在烈日下站立几个小时，迎接上级大领导的到来。

　　如果是因利益了他人而获得上级的提拔与奖赏，这也是值得随喜之事，但用拍马、行贿等讨好上级的手段希望得到上级的提拔与奖赏，则是一件可耻之事。恭敬领导，本来是一个下级应该有的品质，但如果这种恭敬不是发乎自然，而是别有用心，超出正常范围而刻意奉承、暗中行贿，以希望得到提拔与奖赏，则这种恭敬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恶行。此外，被奉承的领导也会因下级的奉承，而渐渐从正直无贪走向偏邪贪婪。所以，下级的奉承是败坏上级的可怕手段。例如，上级一个不好的想法产生之后，实际上还有挽回的机会，但是如果下级观察到之后，不讲原则一味地奉承随顺，就会助成这个不好想法的实现。

　　所以，凡是做上级的，应时时提起正知正念，不要让自心产生邪念，这样就不会让心术不正的下级有机可乘。而做下级的则要反省，用自己的阿谀奉承去求地位与钱财，这样的地位就是不义之位，而钱财则是不义之财;而不义之财位，则会导致诸多后患。所以，为人应当公平正直，不应行持“谄上希旨”的谬道。

　　明朝宣德年间，朝廷曾派遣太监王三宝，多次下西洋寻求奇珍异宝。天顺年间，有向皇帝提议，再次派遣兵民下西洋，于是皇帝就命令兵部提供过去王三宝下西洋的路线记录等档案。此时项忠是兵部总领，他令下吏去库房查询档案，兵部的郎中刘大夏知道之后，立即就悄悄赶到库房将这份档案隐藏起来，所以下吏去查询时一无所获，于是皇帝就取消了再次下西洋的想法。项忠责怪下吏说：“档案明明保存在了库房里面，怎么会找不到呢?”刘大夏听说之后，在一旁对项忠说：“前次下西洋时，花费钱财粮食数十万，军民死掉的也不计其数。即使得到了宝贝，对国家也没有什么帮助。这种有害无利之事，我们这些为臣之人应当真切地劝谏才是。即便过去的档案真的还在，我们也应合力销毁，从根本上消除后患。现在正好找不到了，你为什么还要苦苦地追问档案到哪儿去了呢?”项忠谢罪说：“我的见识浅薄，没有认识到这些。您这一番话，阴德动天，我的这个兵部总领的位置应该是您的!”后果不其然，项忠退位后，刘大夏接任兵部总领之职。像刘大夏这样，对上级不阿谀奉承、谄上希旨，而是正言相告，真是后代官员学习的榜样。

　　摘自《太上感应篇浅释》(明如居士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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