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是否像学术界所说的那样，包含着许多印度教和苯教的思想？藏传佛教就是纯正的佛教？

济群法师问:在汉地,对藏传佛教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学术界对藏传佛教,尤其是密宗部分,基本持否定态度,以为那是不纯正的佛教。如印顺法师和圣严法师的著作中,都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而普通民众基于对西藏这块神秘土地的向往,对密宗非常崇拜,只要是藏地来的任何一位喇嘛,他们都会当作佛菩萨那样去崇拜。事实上,我对这两种态度都不以为然。我想请教堪布的是,藏传佛教是否像学术界所说的那样,包含着许多印度教和苯教的思想?或者说,藏传佛教就是纯正的佛教?它的一切法门,一切教义都源于佛陀和历代祖师大德的传承,根本就不包含任何另外的思想? 索达吉堪布问:首先必须指出一点,学术界的一些人对藏传佛教基本持否定态度,包括印顺法师和圣严法师也在其相关著作中对密法提出非议,这种种看法、论点、著述乃至行为都是出于对密法教义缺乏深层理解而致的错误甚至危险的言行。他们对密宗的轻率否定,不论在教证还是理证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例如在圣严法师所著的《印度佛教史》中,有这么一段话:“《大日经》是密教理论的建设者,由《金刚顶经》开出的,即将此一理论付诸于实际的生活。一切都成为‘即事而真\\’,‘事事无碍\\’的结果,淫、怒、痴的现象,以为即是究竟的涅槃道。这在密教的理论上可以通,在究竟的佛位上也正确,在现实的凡夫境界,却未必真的能够‘即事而真\\’。左道密教之滥,原因却在于凡圣混淆而倒果为因!” 如果圣严法师以“淫、怒、痴的现象,以为即是究竟的涅槃道。”为由,对密法大加痛斥的话,那显宗中最究竟的《圆觉经》等经典恐怕也得被法师批驳为是“左道”显宗了。因所谓“烦恼即菩提”的提法并非是密宗所独有,显宗的诸多经论中也表达过相同的思想。如《圆觉经》云:“善男子,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得念失念,无非解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痴,通为般若;菩萨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无明真如,无异境界;诸戒定慧,及淫怒痴,俱是梵行;众生国土,同一法性;地狱天宫,皆为净土;有性无性,齐成佛道;一切烦恼,毕竟解脱;法界海慧,照了诸相,犹如虚空,此名如来随顺觉性。” 比起圣严法师,印顺法师对密法,也包括对显宗诸多宗派所进行的批判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印顺法师一直主张复归印度大乘,他对中国化的台、贤、禅宗等宗派颇有看法,认为其所标榜的“真常唯心论”虽渊自一类大乘经典,但“融摄世俗的方便更多,也与婆罗门教更接近”,乃为佛教受婆罗门教梵我一如论影响的产物,并非纯正佛法。他不仅以考据化的治学方法对这些宗派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批判,又在《密教之兴与佛教之灭》等文中大肆攻击了密法。他称密教乃“即鬼神崇拜而达于究竟”,指认密教的双身法、极端尊重上师等是渊出自婆罗门教,并讥讽密教修法时自观为佛“无异乞丐妄称国王”。他更进一步“怒斥”密教为“实行则迷信淫秽,鄙劣不堪,可谓无益于身心,无益于国族,律以佛教本义,几乎无不为反佛教者。”…… 从上引文字中,我们似乎已能感觉到印顺法师以佛教正统自居,对密法恨不能一下剿灭尽净的决绝态度。但就是在这种表面化的慷慨激昂的态度中,诸多缺陷同时也悄然浮出。 众所周知,要了解密法、评价密法就必须真正地走入密法。如果连密宗任何一个教派的教义都没有完整、系统地学过,同时也没有得到过任何一个教派的清净传承,更没有在密法理论的引导下,在一位具德上师的指导下进行过实修,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再去探讨甚或质疑密法,与在空中楼阁之上指手画脚又有何不同?比如说如果有人要研究汉地佛法的基本特征,但他本人对汉语却一窍不通,又从没有实地接触过汉地的佛教界人士,更没有深入显宗的诸多法门中去亲身修学一番;此时仅仅根据一些书面材料或所谓的考据学原理,再加上个人的分别念,这个人就此基础研究了几天之后就断然宣称,显宗佛法是不符合释迦牟尼佛教法的旁门左道,已完全背离了佛陀亲口宣示的教理,那么在面对此种论调时,一个正常而正信的佛教徒该如何应对呢?是拿它当一种科学化的“佛学”研究成果看待,还是将之理解成一种痴人梦呓从而一笑了之?我想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故我在这里并不想占用笔墨一一破析印顺法师等人的论点,因他们确确实实未了解藏传佛教的基本教义、传承历史与实修窍诀。如果密法可以公开的学术资料就全盘掌握,那释迦牟尼佛也不用三转*轮,更不用区分显密、大小乘了。 还有一点也是在看待某些人的“左道密法论”时必须把握住的,即我们在判断一件事的真伪优劣时,最后的依靠处不是考据,也不是历史文献,而是佛教的教证与理证。佛菩萨的真实语所具备的谛实力,教证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所拥有的理证,这才是作出最终决断的唯一依据。若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两位法师的议论,我想人们一定会大失所望。他们行文中的漏洞的确可谓比比皆是,现仅举一例以正视听:两人似乎都认为密法的兴起与佛教的衰亡之间存在有必然的因果联系,既如此,人们不禁要问,印度历史上有过三次灭佛运动,藏地前弘期与后弘期之间也有一段藏传佛教历史上的黑暗时期,而汉地佛法同样免不了“三武一宗”的毁佛灭教之劫难。在这么多的试图毁灭佛教的行为中,有哪一次是因了密法的兴起而导致的?如果说几位法师非常善于考证的话,那真是希望他们能考证出一个不与自己的观点相矛盾的结论来。 学术性的研究佛法与正信闻思修之间的最大区别即在于,一个是把佛法当成纯粹的学术;另一个则把见修行果落实在坚定不移的信仰上。如果对佛法本来就缺乏视之如生命、并愿用生命去体证它的决心、信心,那么对待佛法可信度的判定标准恐怕就只剩下了资料与考据,再加自己的意识思维了。而由于历史原因,藏文佛典被翻译成汉文的本来就很少,涉及到密法,特别是无上瑜伽的部分,对绝大多数汉族人来说就更显陌生。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考据都无法得到完整、权威的资料。如此一来,若还要对密法轻下结论,那就有随意毁谤之嫌了。想来大家应很清楚,在所有的罪过当中,谤法、舍法的过失是最严重,也是最可怕的。《般若八千颂》有云:“须菩提,积谤正法之业者即堕入恶趣转生为邪见众生,于无间大地狱受苦,直至为火坏劫出现时,方转生于他世间界诸大地狱中,至为火坏之劫出现时亦有其余……。”《寂灭幻化经》则云:“纵经数多劫,身五百由旬,彼头亦五百,每一头上有,不少五百舌,一舌上耕犁,不少五百数,极炽而耕作,即诽谤罪业。”《宝积经》中则明确宣说了凡夫意识思维之不可靠,正因为经中白纸黑字说明白了凡夫分别念的不可依赖,故我们在言谈举止时才要严护根门,以防身、口、意在无意中,或善意的驱使下却做出了能导致恶果的种种行为。这并不是佛陀不慈悲,或佛法在恐吓我们,而是因果本身就这么严厉而又公允。佛陀正因为饱含悲悯才揭示给我们:“迦叶,吾与同吾者可了知法与补特迦罗,凡夫不了知法与补特迦罗。”正因为如此,除了依靠教证、理证外,我们最好不要妄加评论。不过若想通达教证、理证,信心则绝对不可或缺。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划出了自身与某些学者的分野。他们可能连教证都不大轻易认同,以为所谓的教证也不如自己的思考来得正确、可靠;而这些人理证的功夫就更不敢让人恭维,他们连因明的基础都没有,故所有的立论及推证全都是在不合法度的情况下随意展开。但他们可能还会得意于自己占有大量资料,得意于自己能旁征博引,发现了许多故纸堆中的闪光点。进行佛教研究却不按照佛教的规则从事,不按照佛教的因明论证,不按照佛教的教证推导,不按次第登堂入室进行实修,不依止欲行研究之宗派中的高僧大德,这种作风的确不像是佛教徒所为。 顺便再提一句,印顺法师认为密法中观修自己为佛陀的修法“无异乞丐妄称国王”,对此,我们只能对法师的话语表示极大的震惊。因佛陀在第三次转*轮时,重点宣说的就是如来藏以及众生本具佛性这一了义观点。如果不敢承担自己本具万德庄严的如来藏,反而认为这是众生的妄想、妄念,这岂不是连第三转*轮也要全盘否定掉?况且在密宗的究竟观修法中,所有的有相观想其实全都与空性见一体无二,这与把乞丐和国王当成两个绝对存在的实在个体的看法岂可同日而语。 在大陆,有很多人都认为印顺法师、圣严法师对佛教贡献很大,诸如著作等身、佛教界泰斗、徒众遍满海内外等赞叹之词经常能见诸报刊杂志。对此,我并不排除他们有可能为佛法做出的贡献。但同时我也想指出一点基本事实: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密法的基础常识都不具备,既如此,又怎么能谈得上了悟佛法的甚深密意?显而易见的倒是,他们全都诽谤了同属大乘法门的殊胜密宗。而在生死关头,能让你轻松过关的通行证根本就不是你写了八百万言,还是著了八千万字。 在汉地的很多佛学院,都开设有以他们所著的《印度佛教史》等著作为教材的同名课程,众多修学者对其中的观点倒是一点也不加以“考据”就照单全收,这真令人有一种非常惋惜的感觉。本想求得人生真谛,谁料却因智慧浅陋,不辨是非,以致人云亦云,恍惚间就造下了种种谤法的罪业,确实可叹可怜。正因为印顺法师等人在佛教界名气很大,故学术界的一些人也不加甄别地把他们的所有观点统统吸纳了过来,包括他们对密法的颠倒看法也颇得学术界同仁的赏识。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因判别一种看法是否具有价值,不应从它的提出者的名气入手衡量,而应以教证、理证及修学合一的态度、方法亲身验证。正因为他们的名望所致,所以在受其影响的陈兵、邓子美两位先生所著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一书中,才出现了下列表达两人对印顺法师的评价并及提出自己对密宗看法的文句: “措辞虽嫌偏激,但并非全无所据。在法源上,密教尤藏密无上瑜伽部法,多声称非释迦牟尼佛所传,大圆满法系称其法源出于原始法身普贤王如来(阿达尔玛佛),大手印等法系以本初佛金刚大持为法主,原始佛、本初佛,不但于史无征,即质诸大乘佛典,也无出处。舍离了作为佛教建立之本的历史人物释迦牟尼的传承,难免降低了密法的权威性、可靠性,为其弘传造成障碍。” 尽管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贯穿于其中的与印顺法师一脉相传的考据学思想、佛学学术化倾向就已经昭然若揭。两位先生的论断中实际存在有许多错误之处,不过为遵循密法的保密原则,这里只择其能够公开表述的错误略而言之。 事实上,在释迦牟尼佛开示出的八万四千法门中,有两万一千法门是世尊为断除众生的贪心而宣说的经典;两万一千法门是世尊为断除众生的瞋心而宣说的律典;两万一千法门是世尊为断除众生的痴心而宣说的论典;还有两万一千法门则是为断除众生的种种习气而宣说的密宗经论。八万四千法门即如是整合成一套完整而错落有致、次第相衔、层层推进的系统,如果把属于密法的两万一千法门统统踢出佛法的整体系统之外,则佛法的完整性就将遭到彻底破坏,佛法将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其实释迦牟尼佛在《时轮金刚》、《文殊真实名经》、《密集金刚》等续部经典中,亲口宣讲的皆为密法;另一部分密法内容则按《教王经》、《密意汇集经》等经典的授记,当在释迦牟尼佛涅槃二十八年以后出现在人间,从此密法将广泛弘扬开来。《东巴龙丹啤经》说:“一切三乘度众生,释迦牟尼佛已说,因果任运特别乘,不须再往别处求。”胜义乘为何不说?以前曾有人以此向释尊请示,佛答之云:“因乘般若一切法,弘扬便需转*轮,金刚乘切近之道,因缘时会将降临。”佛既以此偈答之,所以佛灭度二十八年以后,天之持明渣鼎初忠、龙王持明左波、药叉持明星箭面、罗刹持明罗爵他丁与人之持明赖渣啤圣者五人,皆显现矣。而在《河水游舞经》中,释迦牟尼佛又亲口说过,在他涅槃之后八年,当有莲花生大师出世弘扬密法;《文殊根本续》中则授记了静命论师的出世;还有宗喀巴大师等人都在众多佛典中被授记过。因而关于密法、关于密宗大师,我们怎能以简单的“子虚乌有”几个字就轻松否定掉。 另外,我们还应明白一点,即佛陀在不同根基的所化众生前传法的方式是不同的,释迦牟尼佛在小乘经典中就不可能广泛、公开地宣讲大乘;在大乘显宗中也不可能公开、明显地宣扬密宗。小乘的很多行者就在他们的立足点上固守小乘经典斥责大乘非佛所说,如果大乘显宗的修行人也因为无缘接触佛陀对另一类根基的众生宣说的密法,然后就进而诽谤说密法非佛陀所说,则此种行为与那些小乘行者又有何本质差别?而且作为佛教徒,我们理应理解到十方诸佛不仅本体无二,而且全部具足法报化三身,正是三身的存在,才使得佛陀的说法方式千变万化起来。莲花生大师在《闻解脱续》中就曾说过:佛陀以化身相宣说显宗三藏;以报身方式宣说密法的事部、行部、瑜伽部这三乘,比如释迦牟尼佛现密集金刚、时轮金刚之报身相分别宣说各自续部典籍等;至于无上瑜伽部的马哈、阿努、阿底三乘大法,则是佛陀以法身方式在自现清净刹土对五方佛宣说的。 同时我们还要了知,佛经并非一定要释迦牟尼佛亲口宣讲才能得以成立,有些佛经就是一些大菩萨在释迦牟尼佛的加持下宣示的,比如《心经》就是观世音菩萨受到佛的加持而后为众生宣讲的。在很多佛经中都有“如是我闻”的开场白,它就表明此部经典是佛陀的弟子听闻后记录下来的。对这些经典我们又该以什么样的历史资料去考证它们的可信度呢?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得把最现代化的考古仪器搬来借用?但人类即就是张开想象的全部翅膀,恐怕也无法在时空观上触及佛法的皮毛,更何况实际的实验手段与检测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佛法是应该停步不前、削足适履以等待历史考据学或科学实验的检验,还是应该继续迈进在自己的轨道中,向着引领人类乃至众生同至最自由、最自在境地的目标勇往直前? 最后再来谈谈大圆满法的“权威性”及“可靠性”问题。 真正了解大圆满特征的人都知道,大圆满有十二大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是其中的一位,因而我们恐怕不能说大圆满法“舍离了作为佛教之本的历史人物释迦牟尼的传承”吧。此等道理,看过《大圆满传承源流》、《胜乘宝藏论》等论典的人,应该对此颇为熟悉。 大圆满的传承体系可以如来密意传、持明表示传、补特迦罗耳传等三种方式广泛弘扬。对于它在人间的弘传情况,《藏密佛教史》的说法则颇具典型性:“三十三天天王德华桑忠之子最胜心,曾造最殊胜之四梦,其后所得加被,与梦境相同。十方一切佛五方佛,以加持金刚心菩萨,由是金刚心以所有大圆满之灌顶与一切教诲,悉予传与,因此在天宫中,便将大圆满弘扬起来;如是辗转传至人间。”其后,嘎绕多吉(极喜金刚)降生,此人即“是在色究竟天,弘扬大圆满者,金刚萨埵化身,最胜心王子出世。”……以后,“所有内外乘一切经续,与自性大圆满偈颂六百零四万颂,在王子心中,皆是金刚萨埵,现前显现,给予开示灌顶,而得最后究竟道智慧示现者。金刚萨埵并予以授记,饬将所有语续,加以纪录。教主乃在马拉雅山宝贵广大山峰上,……只费三年时间,将所有语续,加以纪录,且造成目录。”从此大圆满法就开始在人间扎下了根。关于大圆满的传承历史,不同藏密史书中都有详细介绍,此处只是略微提及。 以上所谈仅为对大圆满最基础之介绍,目的在于打开众人思路,使人们多多少少都能对佛法的博大精深、圆融贯通有一点基本印象,并从而摒弃掉以一己之见妄测法海深浅的轻浮学风与习气。佛说八万四千法门只为救度不同根性意乐之众生,众生无尽,法门也当无尽。而且不论小乘、大乘或金刚乘,就其实质而言,都无非为佛陀权宜施教之方便,岂可硬要抑此扬彼、判定优劣?三乘佛法怎可以对错及有无历史考据学依据论之,这多少有些执其为实的嫌疑。太虚大师在这一点上的做法就很值得我们借鉴,他当年曾指出过,“香拔拉国与南天铁塔所流出之密法,决不能以无史实可稽而斥之!”也正如《白莲经》所云:“虽说调惑之法门,共有八万四千种,然诸佛陀真意趣,乃为无别一本体。我虽开示三乘法,亦随众力意乐说。”《楞伽经》则云:“乃至有众生,乘无有穷尽,一旦心灭尽,无乘无有情。”也即是说,在众生的心识没有灭尽之前,有多少根基不同的众生,就会有多少相应的法门。这种万千多变的情况,想来用统一的考据学、文献学,再加上从自己的立足点、根性意乐,以及自己的分别念出发而作的判断,大抵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一个佛教徒生存于世的目的并不在于你提出了一种多么惊世骇俗的观点,要说最惊世骇俗的观点,释迦牟尼佛早就已经提出过了。在信心、上师的指引下,按照佛陀的教导如法修行才是最重要的。 很想提一点建议,即这些对密法满怀疑惑的学者可否亲赴藏地,实地考察一下藏地的信仰情况,亲身来一番对藏地民众的深入“考据”工作。我想他们将会发现,就整体情况而言,藏民族对佛教信仰的纯正;藏民族对因果不虚的深刻认同;藏民族对积累福报资粮的重视;藏民族对所有佛教宗派、大小乘、显宗密宗的绝对恭敬、赞叹;藏民族对慈悲与智慧的追求及天然养成,在全世界所有的民族中都可谓首屈一指。而且藏民族对外道,包括对一些以特异功能相标榜的神神怪怪的功门,表现出的冷漠也远远超过了别的民族。他们一旦皈依了佛教,就不大可能再被任何外道吸引。民众的这种实际修持状况,应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密法的合理性与可信度问题。 概而言之,体证佛法是要以全身心为代价的,而研究学问则往往出于个人的喜好。 其实济群法师想问的主要是密法与外道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对密法的态度只是顺便提及。但我自己对这一问题却不能等闲视之,故才“偏离主题”,不惮罗嗦地说了这一大堆,目的只为澄清事实真相。下面就言归正传,对法师的提问略作答复。 佛教中确实有些词句与外道的用词很接近,或相同,藏密中也有一些苯教等外道的词语名相,但若论它们的思想实质则不可等价而观。比如很多外道都谈到了布施等法门,但布施的目的、方法、对象、指导思想等却有天壤之别,特别是佛教中“三轮体空”的布施更不见于外道的思想中。再比如很多宗教都提倡并有具体方法指导信徒离苦得乐,但对苦乐一如的本性分析也只能在佛法的究竟教义中寻觅。区分佛教与外道的最重要之标志不在词句而在见、修、行、果这几个方面,在般若正见、菩提心行、本具佛性、终得佛果这几点上,佛教中根本找不到外道的影子。藏传佛教也同样,我并不敢说修学密法的人各个都清净纯洁,但我却可以保证说,据我所知,密宗思想未被任何外道不清净的思想所染污。于此生怀疑者,可自己翻查密宗有关经论。 顿珠法王曾汇集而成有五十七函之多的《前译密宗汇集》,最近,印度的诸多高僧大德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百余函,有志、有智之士不妨认真深研一下。不光是在前译密宗典籍中,在密宗所有教派的典籍中都找不到与外道相同的思想。前人如此,我想现代人同样不可能在其中发现密法与外道的雷同之处。 由于汉藏之间的地理隔阂及文化差异,加之近现代双方互译的经论并不多,各方面的交流都不充分,以致汉藏佛教界相互之间的了解远远不够充分,因而出现一些误解也在情理之中。如今,国外有很多高僧大德及热心于藏文化的人士正在把一批批藏传佛教的典籍译介成多种语言,汉族人当中也有一些人加快了翻译藏文佛典的步伐,而藏族人中也有很多投入到了旨在加强互相了解的文化交流工作之中。我相信,随着交流的深入、语言障碍的被打破,思想的壁垒也一定可以清除。 如果想要全面评价藏汉佛法的本质特征,纵论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特点,那就必须精通汉传、藏传佛教的内涵,否则所有的评论都有可能走向片面、武断的地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力争不被井底之蛙似的角度所局限。 昔日,众多小乘修行人都诬蔑过龙树菩萨是魔的化身;如今在很多知识界的学者及教界僧人、修行者都在纷纷议论密法时,前车之鉴当足以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我们一方面需要深入历史,但另一方面,更需要亲身实践、实际修证。只要对佛法抱有真诚信仰之心,融通显密就不会是遥遥无期的一种梦想。因显密圆融本来就是佛法的真意,放下敌视的目光,抛开唯考据是从的束缚,拿出真正的理性与实修功夫,我们就一定能找到显密的结合点。 在当今这样一个邪知邪见遍满天下的时刻,佛教徒若还出于个人意气而兄弟相残,那只能令佛法更快地走向灭亡。表面上的纷争绝不是百花齐放的繁荣表现,倒很有可能是将佛法引入以个人分别念剿灭佛法正见的前奏。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佛教徒都应该深思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