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师父淡然地告诉我：他没有神通。对他这话我总不信，便用心观察，神通虽然没有找到，却发现了许多意味深长的妙处。

师父在北京的住处是一套三间相通的房子，中间一间是佛堂兼客厅，边上一间是他的卧室兼书房，他日常每在这里工作，如果有人拜访，一转身又可以接待客人。

师父的工作都要伏案去做：写文章、改文章、校对稿样、给信徒回信，他做起来都是一丝不苟，字迹从不潦草，标点符号清清楚楚。有一次我帮忙誊一份东西，他看了指出许多毛病：破折号应在两格中间三分之二的地方，句号、逗号在方格左下角……我听了惭愧万分，平时还一直以为自己在这方面过了关呢！

我曾经想：做许多工作都和修行用功不妨碍，做师父这份案头工作却不好用功。你想：一边写文章，一边念佛或者观心，那是不行的，文章一定写不出来。有一次我拿这样的问题问师父，他说：“看书就看书，写文章就写文章，一心一意，不起杂念，这就是修行。”

这话很平淡，我却做不到，难就难在“一心一意”上。我的习惯，每每写文章时惦记着打坐，打坐时又老想着文章该怎么写。总之是心里总有一些和身口不相应的细微妄想流动，走路时不安心走路，吃饭时不安心吃饭，所谓“心不在焉”——心不在这里，在哪里呢？自己都觉察不出。

师父却总是那样专注，写文章是这样，吃饭是这样，扫地是这样。他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平常的：早起坐禅、扫地、打开水、到斋堂打饭、坐办公室、改稿、校稿。理论起来可以说是弘法度众生，师父做起来却是如此平实、安详，本地风光、自自然然。他扫地时是那样从容不迫，心无旁骛，仿佛世界上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他要我们学会扫地，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无有间断，能做到这一点，就能成就大的道业，就能振作佛法的教运……

当然，师父要是有条件一直专注于案头工作也好，事实是他的工作经常被前来拜访的信徒打断。有的是修行遇到问题要请教，也有的刚接触佛教，还有的是工作、生活不顺心，请师父解忧。来的人有学生、工人，有家庭妇女，有时一家夫妇带着孩子一起来。

这时候，师父就得放下手头的工作，接待这些来访者。和他们讲佛法、聊家常、解答疑难，话语从容平实，却让人感觉如沐春风。人们围着他，像冬天里围着一盆火，舍不得离开。

等来访者一走，师父又回到书桌旁，拿起了笔。

这样的情形见多了，我终于感觉到：师父如是的行持中大有“文章”在。首先我自己做不到。换了我，写文章到精彩处，有人打断，心里会生烦恼；而谈话结束后，心又不容易收回，一定还挂记着刚才的谈话。师父却两无妨碍，他放下案头的书、笔，接待来客，给人的印象他刚才什么都没干，专门等你来拜访呢，所 以才那样精神饱满，光彩照人；等人一走，他又继续他的工作，仿佛一直如此，没有中断。

此中有“真意”。我揣摩了很长时间，后来师父说：要活在当下。我才有点恍然了。活在当下，也就是斩断过去、现在、未来三际而安住于现前清净明觉的一念。这种安住等于无住。因为就此当下一念通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成为永恒。《华严经》上说：“三世所有一切劫，为一念际我皆入。”这个入于三世的一念既在三世中又在三世外，它是既存在又超越的。卖点心的婆子喝问德山要点哪个心时，德山就被束缚在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的囚笼里而打失了当下一念。

活在当下，也就是安心于当下。能安心于当下也就能安心于时时处处。古代的禅德“饥来吃饭困来眠”，“无处青山不道场”，就是这个道理。

师父因为总能活在当下，所以他总显得那样自在洒脱，处理问题应付裕如，不费一些思索，纯为现时境界。不管是作文还是讲开示他都是信手拈来，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我想这大概就是《六祖坛经》上所说的“定慧等持”吧。

我有不爱整洁的习惯，这个习惯是过去长期的学生生活养成的，师父几次批评我，我却进步不大。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师父则不然，他周围的环境总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而且他走到哪里就把清洁和秩序带到哪里。他常给我念叨：“虚云老和尚了不起，虽然行头陀行、穿百衲，但他的衣服却总是干干净净的，他的案头、禅榻总是整齐洁净的。”

起初，对他的话我一直漠然淡然，后来才慢慢领会：这也是修行。

柏林禅寺是一座千年古刹，历史的风暴却使它成为一片废墟。我们最初来到这里时，只有几棵古柏、一座佛塔还使人能依稀辨出这是一座古寺，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师父成了设计师。这儿修什么，那儿建什么，全部都由他亲自擘划，所有工程的图纸他都要亲自过目，并提出意见。有时他带着我们在寺里四处巡视，向我们描述他的复兴蓝图，成竹在胸，运筹帷幄。每次回寺，即使是深夜，他也要去查看建筑工程的进展，有时冷不丁他就会挑出毛病，使承包工程的工头提心吊胆。

最奇的要算赵州禅师塔院的修建。师父在塔前的一片乱草地上划出一个范围修筑院墙。工人在下墙基时竟触到古墙的遗迹，当地的老人说：过去塔院的围墙就在这里。竟是无心合古！

经过这两年的努力，到现在一座初具规模的梵刹平地而起。就像整理一间凌乱的屋子一样，师父把这一废墟整理得清净庄严。

现在我相信这两件事是不二的。你只有能净化一间屋子，才能净化一座寺院，乃至一个社会，一个娑婆世界，而这种净化源出于我们身心的净化。

所以师父告诫我们：“依报和正报是不二的。”我感受到他对环境的调整与改变像是出自一种本能，完全是自自然然的，好像无形中有一种光芒从他清净的身心辐射出来，驱除了杂乱，带来了和谐。

他的这种影响力不仅限于环境，对人也是一样。和他在一起，你会感觉宁静、祥和，心里很清净，没有杂念。

师父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的净土。”是啊，求生西方净土的人要先完成自我的净化，不能把娑婆世界的坏习性带到净土去。

师父谈起复兴柏林寺的因缘，既属偶然，又像是必然。1987年10月，师父受中国佛教协会委派，陪同“日中友好临黄协会”访华团参拜赵州塔，目睹古寺颓敝，一片蔓草荒烟，他潸然泪下。后来他告诉我们：“年轻时亲近虚云老和尚，随侍身边，老人经常讲赵州和尚的公案，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来到这里，看到一代大禅师的道场如此破败不堪，触动了感情。”

1990年农历十月初一日，普光明殿大佛在露天安座，风雨交加中万众腾欢。师父见此情景，老泪滂沱。

1991年冬，修复中的柏林寺举办了第一次佛七。居士们离寺时都恋恋不舍，有的泪流满面。他们说：这里温暖得像自己的家。师父的眼里闪着泪光。

1993年，在柏林寺南边一个清净幽雅的小院子里，师父为我们一位短期闭关的师兄启关。当他说完四句偈语后，热泪夺眶而出。

师父说：“我每次看到你们这些弟子，都想流泪。”

师父的眼泪真多！

提婆菩萨在《大丈夫论》中说：菩萨在三种时候堕泪：“一者见修功德人，以爱敬故，为之堕泪；二者见苦恼众生无功德者，以悲愍故，为之堕泪；三者修大施时，悲喜踊跃，亦复堕泪。计菩萨堕泪已来，多四大海水。”菩萨的泪从哪里来呢？从悲心来。“菩萨悲心犹如雪聚，雪聚见日则皆融消，菩萨悲心见苦众 生，悲心雪聚故眼中流泪。”

师父的眼泪和悲心想必已经积聚很久很久了吧。在佛教饱受摧残的年月，他们是欲哭而无泪。僧人们被强迫返俗，被批斗、被劳改。有的人因承受不了这种打击而自寻短见，有的人则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剩下来的人便要忍受种种迫害和繁重的劳动。

有一次师父给我讲起劳动改造的情形。数九寒冬，凌晨两点起床，步行二十几里到工地挑土，到天黑收工，他有一阵子患浮肿，浑身无力，还得坚持干。 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就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大草帽盖住脸，盘腿打坐。“你那时想到过前途吗？”出于文学的想象我这样问他。“没有什么具体想法，但相信那样的 现实只是暂时的。”

师父这一代僧人真是命运多舛。他们年富力强的岁月几乎都消耗在那场劫难中，而当转机出现，复兴奄奄一息的佛教的重任又落在他们肩上。

经过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国佛教百废待举，太需要人才了！师父必须以一当十地工作。

他要主编两种刊物，主管河北省佛协，还要参与中国佛协的许多工作。至于柏林寺的复兴他更是多方筹划，惨淡经营。从化缘募捐，到规划设计，图纸的审查，工价的商定，还有与各种社会关系的周旋，寺内僧团的建设，法会的主持等等，这一切都是他的工作。他一年的很多时间都奔波在旅途中。

许多次回寺，因为事务忙，他都是夜间赶路，半夜到达，凌晨出现在大殿上，使我们大吃一惊。我曾经想：石家庄—北京一线的火车，在中国这么多人中，可能只有我师父坐得最多了，因为他平均两星期就要往返一次。

不管事情多么忙，师父像是长有千手千眼，应付自如。他休息的时间那么少，却总是一身洒脱，神采奕奕。有时他也会嘲笑我们年轻人不如他精力好。我想，我们缺乏的主要不是精力，而是他那片似海的悲心。须知，这才是他能量的源泉啊！

一个冬天的下午，在北京师父的住处，师父与我和一位四川的陈先生谈起虚云和尚那张低首蹙眉的照片。陈先生说：“这张像，很烦恼的样子。”师父说：“不是烦恼，是忧患。”我怦然心动。师父接着说：“我们都能像虚老一样，有忧患意识，佛教就有望了，我们个人的修行就能有所成就。”

有谁能理解禅者的忧患呢？我们选择禅时都只注意了禅的喜悦和超脱，却忽略了禅的艰难、禅者的承担。

禅宗初祖迦叶尊者以苦行著称。连佛陀都为老迦叶担心，怕他吃不消，劝他放松些，可他却依然如此。最后在灵山会上，世尊拈花，众皆惑然，惟迦叶尊者莞尔一笑。这一笑后面有多少艰辛！

六祖慧能大师为传佛心印，先是磨房碾米，得法后又混迹猎人队伍13年，屡被险难。

近代虚云老和尚住世一百二十年，为振救衰颓的教运，他东奔西忙，历经九磨十难！

师父说：“不要谈玄说妙，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我渐渐明白：禅这个概念是多么沉重，而用生命去实证禅又是多么艰难啊！